1927年10月的一天下午，香港油麻地一所高级公寓内，一位阔太太正在悉心调整房间的摆设。房间里都是高档红木家具，摆设也很贵气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。

这位阔太太很年轻，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。调整了一会儿房间里的摆设，她又吩咐人请来一名厨工，为晚餐做准备。她刚来到这个家，今天她要在这里迎接她的“先生”。

第一次体验女主的身份，这位阔太太还有些生疏，她在抓紧时间适应。她的“先生”马上就要到了，但她还不知道她的“先生”是谁，只知道一定是一位重要人物。

民国时期的阔太太

傍晚时分，阔太太看到一辆小车停在公寓门前，一个男人把另一个穿长衫、戴礼帽，还戴着一副墨镜的男人，从车上背下，朝公寓走来，后面还跟着个挎急救箱的医生。

被背着男人明显处于昏迷状态，应该就是她的“先生”，她赶紧开门把一行人迎进来，指引着把被背着的男人放到床上，医生就开始给这个男人做检查。医生摘下男人墨镜的一刹那，她被惊呆了。

那个男人虽然闭目不醒，面容也憔悴得有些脱形，阔太太还是一眼认出，她的“先生”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。

周恩来

阔太太一点都不阔，她叫范桂霞，刚刚死里逃生来到香港不久。范桂霞1905年生于广东佛冈乡村，父亲到广州行医举家迁往广州。她在中山大学附中上学期间，参加了佛冈留省同学会，接触到进步思想。

那时的广州是大革命的基地，北伐的大后方。1917年，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，1921年5月5日，又在广州改组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，出任非常大总统。

这个民国政府，有别于1912年1月1日成立的民国政府，孙中山有了一些实权。不过刚成立时，民国只管辖广东省和广州直辖市，后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，刘湘为四川省长，名义上控制了三个省。

这个民国政府仅维持了一年多，就因陈炯明的背叛而瓦解。直到1923年，陈炯明被逐出广州，孙中山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，广州才真正成为革命的大本营。

范桂霞

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，一批我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，广州成为了我党活动的中心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，范桂霞加入我党领导的广东新学生社，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，并以纺织女工的身份，积极参加工人运动。1926范桂霞入党，活跃在广州多个进步战线。

在此期间，范桂霞作为群众代表到黄埔军校参观，见到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。她还认识邓颖超。

1925年邓颖超来到广州，任我党广州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，并协助国民党广东省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。这一年，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

范桂霞参加的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，这时起由邓颖超直接领导。邓颖超为加大协会的影响，为协会增设了宣传委员会、组织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，还在1926年召开了广东妇女代表大会，有一千五百多名各界妇女代表参加。

范桂霞积极参加邓颖超领导的各种妇女运动，特别为女工和平民免费扫盲，范桂霞学生和女工的身份最合适，她和邓颖超在广州有工作上的直接交往。

范桂霞青春绽放的时候，有幸受到邓颖超的直接指引，五卅运动中的“省港大罢工”周恩来也参与领导。周恩来、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，深受范桂霞爱戴，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

范桂霞的男朋友叫潘耀芸，黄埔四期生，也是我党党员，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平息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。

北伐开始潘耀芸加入北伐军，后被我党派往广宁指导农军。因为男朋友是周恩来的学生，这也加深了范桂霞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。

1927年初，广东李济深等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，不断打压我党在广州的活动，广州出现山雨欲来的形势。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，广州“四一五”反革命政变随之而来，范桂霞成了国民党军警重点抓捕的目标。

四一二政变

军警上门抓捕的时候，范桂霞藏进邻居的烟囱里。军警暴打她的父亲和妹妹，逼问她的下落。她父亲和妹妹宁死不吐口，军警随后抓走她刚入团的妹妹。

她潜回家里时，看到他父亲倒在地上大口吐血、奄奄一息。她赶紧对父亲施救，父亲却让她快跑，说军警还会再来抓捕她，没说几句话就气绝而亡。

范桂霞来不及为父亲处理后事，逃到一个可靠的女工家寻求帮助。这个女工给她买了张去澳门的船票，让她逃到澳门。

到澳门没多久，范桂霞来到香港找组织，她痛恨国民党的背叛，要和国民党斗争，为父亲和死难的同志报仇。

范桂霞

在香港她辗转联系上了一起在广州搞过工运的同志龙锦雯，龙锦雯的丈夫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，当时秘书处已迁往香港，范桂霞就留在秘书处从事抄写和交通联络等工作。

“八一南昌起义”我党开始对反动政权进行武装反击，南昌起义失败后，周恩来带领一支起义部队向潮汕地区转移，计划能占领一个出海口立足，直接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。

起义部队在潮汕工农武装的配合下，九月下旬攻占潮汕建立起红色政权，以潮汕为立足点，准备进一步占领广州，让广州重新成为革命大本营。

七天之后，由于国民党重兵进攻和帝国主义的干涉，周恩来召开会议，决定起义部队从汕头撤出，向海陆丰转移，我党的武装斗争再次遭受挫折。这个事件史称“潮汕七日红”。

七日红公园纪念碑

起义部队撤离汕头没走多远，就被国民党部队打散。这个时候周恩来已染上疟疾，高烧不退，只能用担架抬着转移。

路上周恩来一行遇到我党汕头市委领导杨石魂，他带来一个坏消息，从陆丰到海丰的路已被敌人截断，周恩来等只好先来到东湖村停留。

这时的出路只能先逃到国民党势力之外的香港，而东湖村离香港较远，出海需要三天的路程，周恩来已经经不起路上的折腾，必须先留下来治病。

叶挺提议他和聂荣臻留下照顾周恩来，贺龙和彭湃等人先走。

叶挺将军

然而东湖村也不是安全的地方，杨石魂得到消息，敌军正向东湖村开来，叶挺、聂荣臻又在杨石魂的安排下，费尽周折把周恩来护送到金厢，等待时机乘船到香港。

我党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的老家在金厢，周恩来等人在黄秀文家居住。金厢附近有多支敌军和地主武装。

为保证安全，周恩来、叶挺、聂荣臻白天要到附近海边的山洞躲藏，晚上才能到黄秀文家休息，这对在当地老中医调理下，身体刚刚有所好转的周恩来来说，又面临着病情再度恶化的危险。

得知周恩来即将到香港，广东省委秘书处开始安排接待工作。周恩来到香港要治疗、休养一段时间，不能马上转道离开。当时英国香港当局规定，单身不能在香港租房，给周恩来安排个假妻子，用家庭做掩护就成了当务之急。

聂荣臻元帅年轻时

10月3日，在周恩来抱病主持的流沙会议上，决定起义部队中的领导人从海上撤离，广东省委秘书处已经接待过很多起义部队撤至香港的领导。

范桂霞后来回忆说：“我曾经在凤凰台、西营盘、西环、湾仔等地方，接待过李立三、恽代英、阮啸仙、彭湃、瞿秋白、林伯渠等领导同志。”

李立三、恽代英还有董必武是由她单独接待。接待工作有经验，又出身医生家庭懂护理，由她接待到香港的治病的周恩来非常合适。

沈宝把让范桂霞假扮周恩来妻子，照顾周恩来的想法告诉妻子龙锦雯，征求她的意见，龙锦雯也觉得再合适不过，事情就定了下来。

董必武

范桂霞听说要她以王姓的身份，假扮上海富商“李大少”的太太，心里还是很忐忑。

她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，没有结过婚能不能扮演好阔太太她心里没有底，要是接待的重要领导因她的失误发生意外，那她很难原谅自己。

不过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她，就是对她的信任和肯定，她不能推辞，暗下决心要做到最好，当她看到接待的重要领导是周恩来时，这个决心更加坚定。

在范桂霞的精心护理下，昏迷三天三夜的周恩来终于醒来，范桂霞激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
看到身边的范桂霞，周恩来虚弱地问：你是谁？我在哪里？范桂霞赶紧给周恩来介绍自己，又把情况通知了在另一个房间的“李二少”杨石魂。

杨石魂兴奋之下还不忘扮演的身份，冲到周恩来面前大叫：“大哥，你终于醒了！”

杨石魂

是啊，周恩来昏迷的这几天，香港所有知道情况的我党人员都绷紧了神经。周恩来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党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周恩来能醒过来，范桂霞功不可没。

杨石魂紧握了一会儿周恩来的手还不能尽兴，干脆拉着范桂霞跳起舞来。周恩来也被感染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他知道两人为照顾昏迷中的自己，这几天累得不轻，就让范桂霞和杨石魂去休息。范桂霞正在兴头上，哪里肯休息，她自己跑去厨房给周恩来熬鸡汤，周恩来可以进补了，她怎么让几天不能进食的周恩来还饿着。

鸡汤熬好她要喂周恩来，只要自己能做到周恩来就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拿过鸡汤来自己慢慢喝。

周恩来

发现鸡汤里有鸡肉，周恩来知道不是用废弃的鸡骨头熬的汤，而是专门为他买了鸡，不由神情黯然地说：“反动派大屠杀后，我党损失严重，经济非常困难，你们还要为我买鸡，这鸡汤我喝起来很不是滋味啊。”

为了让周恩来尽快好起来，范桂霞拿出医护人员的权威说：“你是重病号，需要补充营养才能恢复。我是组织上派来的特别护理，这种事你要听我的。”

她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，面对她最崇敬的大领导，也能不露怯尽心尽责，沈宝和龙锦雯没有选错人。

周恩来知道她的心意，不愿让她失望，只好对她说：“这次就服从你，以后不要炖鸡汤了，要节约每一个铜板。”周恩来知道以后还会面对更艰难的环境，他作为领导必须起到表率作用。

年轻时的周总理

休养一个星期，周恩来已经可以自己行走。组织上仍要他继续休养，不能外出工作，文件都送到他住处给他审阅。范桂霞就在住处继续护理周恩来，并协助他处理一些工作，闲暇的时候，两人会聊会儿天。

一天周恩来问范桂霞：“你知道邓颖超在哪里吗？”

“四一二”那天，邓颖超因产后丧子还在住院。周恩来已于1926年底，赴上海在我党中央机关工作，准备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。

“四一二”政变后，周恩来知道广州很快就不再安全，密电邓颖超的母亲带邓颖超到上海，以邓颖超母亲的名义刊登寻人启事和他联系。

邓颖超在我党地下人员的帮助下，扮成护士逃离医院。母女到上海后，周恩来把邓颖超安排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休养，赴南昌组织起义后，两人就失去了联系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

周恩来一直都在担心邓颖超会出事，广东省委秘书处在香港，党组织保存得比较健全，消息来源广，范桂霞在秘书处工作，周恩来就忍不住向她打听邓颖超的情况。

恋爱中的范桂霞知道周恩来的担忧，告诉周恩来秘书处的人都说邓颖超在上海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。

周恩来听了稍稍得到一些宽慰，又问起范桂霞有没有男朋友。范桂霞给周恩来说了男朋友潘耀芸的情况，想着男朋友也没有音信，不禁黯然神伤。

周恩来一听马上告诉范桂霞，他知道她男朋友训练的农军已经北上，就他了解的情况还没出什么事，安慰范桂香不要担心，并告诉范桂霞，如果她男朋友爱她，一定会回来找她，她不用太担心。

《建军大业》里，周冬雨饰演的范桂霞

聊到范桂霞家里的遭遇，周恩来对敌人的凶残很愤怒，告诉范桂霞，革命有牺牲但一定能够成功。

在严酷的形势下，同志间的相互宽慰，能够带来更大的希望，和更多的勇气。范桂霞在特殊的环境下直接聆听周恩来的教导，让她受到很大的鼓舞。

我党的特工鼻祖周恩来还亲自向范桂霞传授地下斗争经验，告诉她要伪装就不能太学生气，以现在她伪装的身份，应该学会抽烟、打麻将、跳舞等阔太太的嗜好。

“范桂霞同志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这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嗜好的。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，应该什么都懂，因为它是斗争的手段，而不是拿它来消遣，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区别。”

这番指导应该是周恩来看出范桂霞伪装阔太太不太像，毕竟她还是才22岁的学生妹，以前又没有伪装的经验。不过范桂霞第一次伪装，就师从周恩来，也是她革命生涯的一大幸事。

周总理

又过了十多天，广州省委要召开发动广州起义的会议，周恩来将出席会议作出指示。范桂霞知道后，不顾周恩来批评，又一次给周恩来熬鸡汤。

她想周恩来身体还很虚弱就要外出工作，必须要给他加强营养。周恩来拗不过她，就把熬好的鸡汤分成三份，一定要她和杨石魂一起喝，说她和杨石魂操劳这些天，更需要补充营养，让她和杨石魂深受感动。

开会地点离住处较远，本来要为周恩来雇车，可周恩来坚决不肯，坚持步行赴会。就这样，十多天的会议，穿着讲究的阔少和阔太太，每天都装做散步，往返于住处和会址之间。

周恩来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在不好走的路上走得气喘吁吁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扶着范桂霞的肩头休息一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“阔少”和“阔太太”很浪漫。

会议室里在商讨大事，休息室里范桂霞、龙锦雯和彭湃的夫人许玉磬也在交流对时局的看法。还不知道会议内容的范桂霞，听龙锦雯说即将组织广州武装起义，兴奋得流着泪欢呼起来。

彭湃

此后，每次开完会回来，她都缠着周恩来问暴动的具体时间。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她的心思，笑着问她是不是想回去见妈妈了。

当然是，父亲遇害，妹妹被捕，她逃到香港没有一天不想着回去见妈妈。周恩来告诉她要沉住气，准备充分，时机成熟才能暴动，最终我党一定会取得胜利。

广州起义还没有开始，已经恢复健康的周恩来就赴上海参加中央会议。不久范桂霞也回广州参加起义。

她的男朋友潘耀芸和农军北上后，被组织派到范石生的十六军任国民党党部特派员，南昌起义失败后，他奉组织命令和朱德带领的起义部队联系，并帮助朱德部发动了仁化起义。

仁化红军烈士纪念碑

广州起义失败，范桂霞又和广东省委撤到香港。1928年初，潘耀芸辗转到香港和广东省委取得联系，也和范桂霞劫后重逢，并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。

婚后两人被李立三派回广宁一带，潘耀芸组织农军，范桂霞从事妇女工作和工运。组织遭到破坏转入地下单线联系后，从1930年开始，两人就和组织失去联系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回到潘耀芸的老家云浮，从此以教书为生。

解放后，范桂霞的儿子在政务院工作。1953年8月，范桂霞到北京看望儿子儿媳，来到中南海向警卫请求，想和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见面谈一分钟。

梁秘书长把情况汇报给周总理后，周总理就请邓颖超以她的名义给范桂霞去信，请范桂霞到家中一叙。

范桂霞

都是故旧，邀请信由邓颖超写很合适。周恩来从香港到上海与邓颖超重逢后，问邓颖超还记不记得范桂霞。邓颖超回答：“当然记得，她和陈铁军是同学，常来找我。”

周恩来说在香港养病多蒙范桂霞照顾，邓颖超对范桂霞充满感激之情：“这次多亏她照顾你，但愿将来能再见到她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。”

范桂霞来访，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很高兴，有很多话要说，怎么可以只谈一分钟。第二次见面在周总理的家里，周总理和邓颖超请范桂霞吃饭，菜式简单情义的味道却醇厚悠长。

周总理问起分别后范桂霞的情况，范桂霞一一向周总理做了汇报、听到范桂霞的儿子在政务院工作，大女儿参军，小女儿上中学，一家人生活如意，周总理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

这次重逢从下午五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，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对每一分钟都很宝贵的周总理来说，算是挥霍了一次。临别，周总理问清楚范桂霞什么时候返家，坚持给她买了火车票，还派小车把她送到车站。

周总理与邓颖超

后来，范桂霞因为受到错误的批评而被从广州送回了老家。1973年，她悄悄来到北京，住在北大小女儿家，想再次见周总理。

得知周总理病重，且在操劳十大的准备工作，她不便打扰给周总理寄了封问候信。

周总理接到信，马上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她小女儿家了解她的情况，得知她的遭遇，随后就责成有关部门给她正名。她回广州时，周总理和上次一样，给她买了车票并派小车把她送到车站。

一下火车，广东省委组织部有人接站，在车站就告诉她已经为她正名，并在广州给她分了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她不用再回云浮了。范桂霞当场感动得老泪纵横。

周总理去世后，范桂霞还和邓颖超保持着联系，1983年两人在中南海合影留念、1953年邓颖超送给范桂霞的一个手提袋，她一直用到1994年去世，她和周总理夫妇的友情，持续了整整六十七年。

范桂霞与邓颖超